蘇菲的逃花源記

今天讀到 Milton Mueller 教授的文章（連結），他提到近期美國 Charlie Kirk 遭槍殺一事，將其視為「文化戰爭」延綿不斷的最新篇章，並形容這是「不自由時代」中令人沮喪的現象。保守派執政的一方，開始以司法與行政手段懲罰對教職員「縱容」學生慶祝或淡化 Kirk 之死而未採取行動的學校；寒蟬效應也已蔓延至企業界。Mueller 主張，即使是仇恨言論（只要未引發暴力），也應受到言論自由的保障；同時批評美國文化戰爭中的保守派與進步派，雙方皆傾向利用國家權力壓制異議。隨著政黨輪替，美國正陷入一場「誰掌權、誰就能封殺言論」的惡性拉鋸。

大西洋彼岸的英國也出現相似情境。上週（9 月 13 日），「團結王國」（Unite the Kingdom）集會在倫敦議會大廈旁舉行，吸引逾 15 萬人參與。示威者手舉「驅逐所有非法者（移民）」、「停止船隻（非法移民船）」等標語，而發起者正是極右翼活動人士 Tommy Robinson。

這些場景並不陌生。在這片多山的小國，我們是否同樣面臨著文化戰爭？有學者指出（連結），所謂「文化戰爭」是持有不同文化價值、信念或意識形態的群體之間的衝突，其核心在於「信仰之爭」，往往將個人理念凌駕於事實與邏輯之上。這並非實體戰爭，而是一場持續重塑公共政策、社會規範與國家認同的深度對抗。

我同意仇恨言論在原則上應受言論自由保障。然而，在社群媒體演算法的推波助瀾下，仇恨言論彷彿「寶可夢極巨化」般，不僅被放大，還可能進化出更具破壞力的「極巨招式」。當仇恨言論被層層放大，所帶來的後果已不止於言語，而是轉化為槍擊、報復、解職、寒蟬效應與暴力衝突。在此情境下，我們是否仍能主張仇恨言論必然應受全面保護？

正如 Mueller 所言，言論與倡議應受保障；但刺殺與政治迫害則絕不可接受。要擺脫破壞性的兩極化現象，唯一的出路是寬容不同觀點的言論。與其將自身的文化與價值強行加諸於他人，不如創造更多包容性的對話，理解彼此價值觀背後的脈絡與基礎，唯有如此，才可能邁向真正的和解。